On the Defects of the Inconsistent System of Rules of Contract Dissolution for Equity Transfer and the Solutions——Reflections on Judgment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Law in Guiding Case No.67

一、引言:股权转让合同规则体系中 “前松后紧” 的组织法嵌入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解除,无论在公司法领域还是在合同法领域,原本都很少受到我国研究者关注。2016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发布了指导案例 67 号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以下简称:指导案例 67 号),该案在理论界引起极大争议,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问题亦随之成为我国理论界尤其是公司法学界的热点。从理论界对该案的反馈来看,批评态度几乎是压倒性的。指导案例 67 号多角度的论证说辞,使其颇有“横看成岭侧成峰” 的学术研究价值,从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可否准用或参照适用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视角批驳者有之;[1]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司法立场选择层面批评者有之 [2];从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规范性维度批评的亦有之。[3] 笔者于本文中关注的重点则是:指导案例 67 号基于股权的特殊性、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公司经营治理稳定性等因素,从组织法层面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条件作了限缩。换言之,经由指导案例 67 号,组织法规则已然嵌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规则体系,成为影响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关键变量。

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规则的体系一致性考量,既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解除受组织法因素限制,股权转让合同之生效亦应如此,但实际上最高法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问题上的态度并非如此。以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为例,最高法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 9 条中指出:“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4]在该条的 “理解与适用” 部分,起草者指出,“一般情况下,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受让人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即使没有履行《公司法》第 71 条第 2 款、第 3 款所规定的义务,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合同也是有效的”。[5]由是观之,最高法在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所遵循的是公司法与合同法 “适用分离主义” 的法律适用进路,[6]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以合同法作为裁判规范,股权变动效果发生则以公司法为法律依据。简而言之,组织法规则仅能影响股权变动效果发生,而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同理,对赌协议纠纷审理从 “效力干预” 到“履行管制”的流变,也体现了公司法与合同法 “适用分离主义” 的法律适用逻辑。两相比较,会发现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同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组织法不能影响其生效,却可以阻碍其解除。

综上,可以说指导案例 67 号使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与生效规则之间出现了体系不一致缺陷,组织法对股权转让合同规则的嵌入 “有尾而无头”,即“前松后紧”。克服这一体系不一致缺陷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种,重塑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规则,将组织法规则嵌入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评价体系,使组织法介入“有头有尾”。第二种,重新厘定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规则,把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条件框定在合同法范围之内,将组织法介入的端口后移至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果设定环节。两种方案哪种更优实难简单评判,然而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变动效果发生二分的法律适用逻辑,无论是在公司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已取得诸多共识,不易撼动。指导案例 67 号所形成的组织法“嵌入式” 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规则,却是歧见丛生、缺少共识。这意味着第二种方案的推进阻力更小、改革成本更低。

二、指导案例 67 号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规则的司法续造过程

指导案例 67 号的案情如下。2013 年 4 月 3 日,汤长龙与周士海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士海将其持有的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 6.35% 的股权作价 710 万元转让给汤长龙。同日二人签订《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约定汤长龙应于一年内分四次付清 710 万股权转让款。具体付款约定如下:2013 年 4 月 3 日,先付 150 万元;2013 年 8 月 2 日,付 150 万元;2013 年 12 月 2 日,付 200 万元;2014 年 4 月 2 日,付 210 万元。协议订立当日汤长龙向周士海付款 150 万元,其后的第二笔款项未按时支付,2013 年 10 月 11 日,周士海向汤长龙送达《关于解除协议的通知》。次日汤长龙向周士海转账支付 150 万元,并于当日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周士海解除《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的行为无效。2013 年 10 月 24 日,周士海向汤长龙发出协议已经解除的《通知函》,并将 300 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账退给汤长龙。2013 年 11 月 7 日,案涉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汤长龙名下。[7]

(一)该案一审、二审法院并未论及组织法层面的司法政策考量

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三个审理环节。在一审、二审环节,法院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问题的裁判说理论证,并未涉及组织法层面的司法考量。具体而言,一审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汤长龙的诉讼请求,裁判理由是汤长龙的第二笔应付款经周士海催告后,仍延迟支付两个多月时间,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 之规定,周士海有权解除协议。[8]

一审判决作出后,汤长龙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支持了汤长龙的上诉请求,主要裁判理由有两点。其一,从交易结构上看,案涉《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没有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和股权交付的先后顺序,并不具备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标的物先行交付” 的基本特征,故不适用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之规定。其二,周士海提供的《介绍信》《律师函》等文件上没有汤长龙已签收确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否真实送达汤长龙,周士海提供的短信往来证据和通话清单也没有反映具体内容,因此周士海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催告义务,不满足我国《合同法》第 94 条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条件之规定。[9]由此可知,在二审法院看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既可适用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规定,也可适用我国《合同法》第 94 条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的总则性规定。只不过,因为案涉《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未明确约定“标的物先行交付”,周士海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催告义务及其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所以该案周士海的合同解除权不满足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第 94 条规定的合同解除之条件。

综上可知,指导案例 67 号一审、二审法院均是在合同法框架内裁断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并未触及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公司治理稳定性以及商事登记对第三人的信赖效力等组织法层面的法政策因素,该案一审、二审法院所秉持的裁判立场代表了指导案例 67 号发布前我国法院对待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的一惯立场。

(二)最高法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规则的续造

二审判决作出后,周士海向最高法申请再审,最高法裁定驳回了他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关于该案的民事裁定书,以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为中心展开审查,围绕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第 94 条对该案裁判的适用展开论述。经归纳提炼可知,最高法在二审判决理由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裁判理由。其一,重新界定了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的适用对象,即认为 “该条一般适用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10] 案涉法律关系并非发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不适用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针对这一裁判理由,理论界已有诸多批评意见,如钱玉林教授经由案例分析发现在法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作出裁判的 199 件案件中,仅有 14 件案件系消费纠纷,其余 185 件均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买卖合同纠纷,最高法对我国《合同法》第 167 条适用对象的限定缺乏实证基础;[11]孙新宽认为,第 167 条针对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设置了比一般解除条件更为宽松的要件,无力承担消费者保护功能”。[12] 鉴于该条裁判理由与本文主旨无涉,笔者在此不再评判。其二,以作为买卖标的的股权的特殊性为由,认为股权价值仍旧存在于目标公司,周士海没有价款回收风险,故不存在以我国《合同法》第 167 为由解除合同的事实基础。[13]第二点裁判理由尽管已经触及组织法层面,但再审合议庭似乎无意深入到组织法规则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究竟如何产生影响的一般性命题层面,也没有续造新的裁判规则的雄心,只是从股权的特殊性入手,阐释其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风险分担的影响,从而为驳回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提供具体理由支撑。

该案被遴选为指导性案例后,最高法在《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指导案例 67 号的理解与参照》(以下简称:《理解与参照》)中从四个方面分别阐释了判决股权转让合同不予解除的理由。前三个理由在最高法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均已有阐述,《理解与参照》于此基础上做了适当补充。第四个理由系《理解与参照》首次提出,即 “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一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交易,关涉诸多方面,如其他股东对受让人汤长龙的接受和信任(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记载到股东名册和在工商部门登记股权,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倾注其中…… 动辄撤销合同可能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14] 第四个理由的组织法考量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换言之,最高法认为,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关系到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维护、商事登记对第三人的信赖保护以及公司治理的稳定性,应采审慎克制的司法立场。简而言之,与一般民商事合同解除相比,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条件要更为严苛。比较富有戏剧性的是,该案系由二审法院推荐至最高法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最终被遴选为指导性案例,但最高法提炼总结的裁判要点与二审裁判理由却出入甚大。一方面,最高法超越二审判决,“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裁判规则”。[15]另一方面,最高法在二审判决之外加入了组织法层面的司法政策考量。因此有学者批评该指导性案例“脱离原案事实甚至臆造全新的裁判规则”[16]。

(三)指导案例 67 号对后续类案裁判的直接影响

指导案例 67 号对后续类案裁判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理论上指导性案例仅仅是 “非正式的、辅助性的法律渊源”[17],但其对后续类案裁判的影响实际远不止于此。指导案例 67 号公布后,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乃至全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司法口径整体收紧。尽管在指导案例 67 号公布前,已有法院基于交易安全、商事效率等因素考虑判决股权转让合同不予解除,裁判文书中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组织法层面的司法政策考量,[18] 但整体样本数非常少,亦没有显著的示范效果。2015 年以后,法院以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与稳定,促进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19]“维护登记的公示效力及公司对内对外关系的稳定性”, [20]“(股权受让人)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21]“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22] 等为由,判决股权转让合同不予解除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23]股权转让合同订立自由、解除不自由,逐渐成为普遍性现象。其二,最高法在指导案例 67 号中提炼的关于组织法介入的裁判要点之说理表述,规范性欠佳,表达效果上更接近于一种裁判思维或理念,即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要考虑组织法因素,至于不同因素之间有无权重差异、究竟如何具体考虑裁量,指导案例 67 号并未提炼出明晰化、确定性的裁判规则。这意味着,指导案例 67 号使得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司法标准变得不甚精准。

三、指导案例 67 号的 “副产品”:体系不一致缺陷

(一)实现指导案例 67 号所欲求之目的的两种方案

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并非是指导案例 67 号所欲求之规范目的,其所追求的真正规范目的是避免因股权回转而给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的内外环境带来不必要的冲击。该规范目的本身极为正当,最直观的证明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时公司法基于维系公司人合性等内外治理环境稳定性因素考虑设置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优先购买权以及变更登记规则等限制性规定。合同解除后的股权回转等同于股权的又一次对外转让,当然也应有所限制,因此指导案例 67 号体现了最高法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流转规则上的体系一致性追求。

为实现前述规范目的,指导案例 67 号的编写者原有两种方案可选。第一种方案,也是指导案例 67 号最终选择的方案,即直接以组织法法益考量为由拔高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条件,股权自然无法随意回转。该方案的优点是可一步到位地限制股权回转,缺点是与合同法所遵循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合同具有相对性,法院基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公司内外治理环境稳定性、安全性考虑而判决当事人不得解除合同,显然是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的压制。第二种方案,不在组织法层面增设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限制性条件,但在个案中具体衡量调整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换言之,如果股权回转会伤害目标公司人合性、公司治理稳定性等,则虽允许解除合同,但不允许股权直接回转,而是根据我国《民法典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第 566 条的规定,通过判令股权受让方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或“赔偿损失”等方案救济出让方的合同权利。一言以蔽之,两种方案均致力于限制股权随意回转,前一种方案通过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方式做到这点,后一种方案则是通过调整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方式做到这点。

(二)对合同解除 “直接效果说” 的僵化理解限制了指导案例 67 号的选择空间

指导案例 67 号暗含的合同解除法律效果逻辑是,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将直接导致股权回转,即 “恢复原状”,因此,若要限制股权回转,就必须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这种合同解除法律效果逻辑系以合同解除的“直接效果说” 为其理论基础。

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 97 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对于该条的理解,我国民法学界主要有 “直接效果说” 与“折中说”两种观点。[24]“直接效果说”主张 “合同因解除而溯及既往地消灭,尚未履行的债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发生返还请求权。该说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因此若合同标的为有体物,返还请求权表现为物的返还请求权”。[25]“折中说” 主张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债务自解除时归于消灭,已经履行的债务并不消灭,而是发生新的返还债务”。[26] 两种观点在尚未履行的债务部分并无不同,区别在于已经履行的债务部分在合同解除后是否产生溯及力的问题。“直接效果说”认为有溯及力,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回到合同未履行或者未订立前的状态,若具体到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问题上,则体现为合同解除后股权应直接回转以恢复到合同未订立时的状态。“折中说”则认为没有溯及力,已经履行的事实不可改变,只不过基于合同解除,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对此产生新的债权请求权,具体到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问题上,体现为合同解除后股权并不直接回转,而是在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产生新的债权请求权。造成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是二者对待物权行为理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理论的不同态度。“直接效果说”不承认物权行为,认为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的做法,使负担行为可以不以出卖人拥有处分权为其前提,不仅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还会导致虚假交易泛滥,害及债权人、质权人的合法权益,有违交易安全”。[27]“折中说” 则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简而言之,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则合同生效、解除均会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反之,则不会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对此,我国《民法典》第 566 条第 1 款与我国《合同法》第 97 条的规定基本一致,唯一变化的是将 “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改成了 “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仅从第 1 款似乎无法判断我国《民法典》到底是采纳了“直接效果说” 还是 “折中说”,但结合我国《民法典》第 566 条第 2 款,可以发现我国《民法典》在该问题上似乎有所偏向。第 2 款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该款规定了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若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则合同被解除后等同于合同无效或未订立,自然不存在违约责任承担问题,因为违约责任须以合同成立有效为前提。因此,若单纯从该款规定推导,似乎可说明我国《民法典》更倾向于 “折中说”。早先“直接效果说” 更为主流,近年来 “折中说” 的支持者不断增加,如王泽鉴教授认为,“合同解除时所剩恢复原状之义务,是一种次给付义务,亦系跟基于原来债之关系,债之关系的内容虽因之而有所改变或扩张,但其同一性仍维持不变”;[28]朱广新教授认为,“合同解除不具溯及力,解除前已经受领的给付,有其法律上的原因,不产生不当得利的返还问题”。[29]亦有学者认为,遵从体系解释,“折中说”更符合我国《民法典》第 556 条之立法意图。[30]

有观点认为,“直接效果说”与 “折中说” 之间的差异不大,[31]二者 “存在诸多价值共识,更多的是一种对同一价值判断结论的解释的选择问题”[32]。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裁判者对两种学说的理解偏差,两种学说会对合同解除的宽严尺度产生不同影响,即具有逆向作用力。“直接效果说” 奉行 “物权立即变动原则”, “折中说” 则奉行 “回归变动原则”。[33] 这一差异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中被凸显出来,若根据 “物权立即变动原则”,则合同解除后股权应随即回转,而不顾及股权回转是否会伤及目标公司人合性、危害目标公司治理稳定性等等溢出效应,若要顾及前述影响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要限制合同解除。若根据“折中说” 的“回归变动原则”,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会形成新的债的给付义务,股权未必一定回转,因此即使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也未必会产生溢出效应,也就无须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增设额外限制。尽管前述认识对两种学说的理解不免僵化,实际上即使是根据 “直接效果说”,合同解除物权也未必一定当即回转,完全可以根据合同性质考量“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但不可否认,实践中对“直接效果说” 持固化、僵化理解的观点不在少数。综上,笔者认为,是最高法基于对合同解除 “直接效果说” 的“物权立即变动原则”的僵化理解,导致其最终选择了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这一方案。

(三)指导案例 67 号面临的体系不一致问题

指导案例 67 号公布后,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裁判问题上形成了合同法与公司法双重裁判法源的 “共管局面”。仅从限制合同解除的角度而言,似乎这无可厚非。因为,合同即“法锁”,传统民法上基于对有约必守原则的坚守,对合同解除均采严格限制立场,自《德国民法典》以后这种立场才逐步得到改观。[34] 然而,在合同法与公司法的适用对接问题上,理论界及实务界的主流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除非有特别之理由,公司法一般不介入合同评价。最直观的例证是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问题。针对该类合同效力,早期虽 “有效说”“无效说”“可撤销说”“效力待定说”“附法定生效条件说” 各有支持者,但 “有效说” 占据绝对优势。[35]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发布,其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逻辑上应以合同有效为前提,合同未生效也就无所谓合同目的实现与否,据此可推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倾向于持 “有效说”。最高法编著的有关该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也证实了该倾向,该书指出:“合同的效力是可以与权利的变动结果相区分的,法律可以通过在权利变动领域施加控制以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而不必在合同效力领域加以干涉。”[36]根据有学者的实证分析,该司法解释实施后,法院认定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的比例达到 94%。[37]2019 年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第 9 条也指出:“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38]可见,在该问题上,理论界及实务界主流观点奉行公司法与合同法“适用分离主义”,以合同法裁断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以公司法调整股权变动效果发生,其背后或多或少地有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理论的影子。

不只如此,在对赌协议纠纷裁判上,这种 “适用分离主义” 的裁判思维与方法亦有其体现。2012 年最高法在 “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与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陆波公司增资纠纷案”(以下简称“海富案”)中,[39] 认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订立的对赌协议损害了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并确立了 “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 的裁判规则。“海富案”是典型的以组织法规则直接介入合同效力评价的案例,此种裁判思路在理论及实务界长期以来备受诟病。《九民纪要》第 5 条第 1 款规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该款废止了 “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 的裁判规则,将组织法的介入时点从合同效力认定阶段后移至合同履行阶段,这同样体现了公司法与合同法 “适用分离主义” 的裁判思维转向。

由上可知,在合同效力判断问题上,既有裁断逻辑普遍排斥组织法规则的直接介入,组织法若要对相关法律行为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影响合同实际履行(如影响股权变动效果发生、股权回购权的实现)的方式实施。然而,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问题上,指导案例 67 号却将组织法规则直接引入,作为法院判断合同应否解除的裁判规则,这就引发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规则的体系不一致现象。举个更为直观的对比例证,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纠纷、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纠纷均涉及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二者所可能侵犯的公司法法益相同,但根据现有逻辑,人合性不能影响合同效力,却可导致合同解除不被允许,其间的体系不一致缺陷显而易见。

笔者猜测有反对者或许会提出,“前松后紧”是法律行为规则的一贯逻辑,例如,结婚自由,但是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077 条,协议离婚却要有 30 日的离婚冷静期予以限制。又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企业进入市场愈加自由,但是破产退出程序却相对繁琐。对此,笔者重申,公司法与合同法 “适用分离主义” 路径下,组织法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溢出效应的管控,并不体现为直接对合同解除条件的干预,而应体现在对股权回转法律效果的调整。并且,离婚、企业破产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也不具备可类比性,因为离婚与结婚相对,前者结束了后者所组建形成的稳定家庭结构;企业破产与企业设立相对,前者结束了后者所组建形成的稳定经济结构。然而,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的股权回转与之前的股权转出相对,股权回转相对于股权转出而言,并没有额外的溢出效应产生。或者说,股权回转的溢出效应,在股权转出环节同样具备。

四、体系不一致缺陷如何治愈

(一)两条路径如何选择

在股权转让合同问题上,组织法介入合同评价所出现的体系不一致缺陷之治愈,理论上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径,在肯定指导案例 67 号裁判立场的前提下,将公司法规则与合同评价机制全面融合、贯通始终,即公司法不仅可以阻却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而且可影响其效力评判,公司法成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裁判的直接裁判法源。第二条路径,改造指导案例 67 号所形成的组织法干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裁判规则,公司法不再介入合同解除,仅作为影响股权回转的司法裁量因素,将公司法规则从合同评价机制中分离出来。两条路径应当如何选择?笔者认为考虑到种种约束性条件,第二条路径更为可行,原因如下。

其一,公司法与合同评价机制直接适用对接、贯通始终的 “联动装置” 尚未成型。在此情况下 “分离主义” 的适用逻辑或许是目前各方所能形成统一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客观地说,笔者并不认同 “分离主义” 的适法路径,因为它是一种过度简化的逻辑,一份合同,合同法调整当事双方的外部法律关系(相对于公司内部而言),公司法则调整因合同所涉及的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看似泾渭分明,实则不甚周延。例如,在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纠纷中,既往的严格 “分离主义” 的裁判方法下,部分观点认为,公司章程对担保如何限制,第三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因而导致公司越权担保合同被认定有效的比例非常高,该种裁判结果极易偏向债权人一方而置公司方资产安全于不顾,直至《九民纪要》将债权人审查义务内化于债权人善意与否的认定依据之中,既往的裁判偏向才得以矫正。又如,在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分离主义”一方面秉持此类合同 “有效说”,另一方面又承认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强制阻断效力,进而造成合同有效却不能履行的尴尬局面。尽管如此,但是目前放弃“分离主义” 适法路径,将公司法规则直接引入合同评价机制的理论准备和制度条件尚不成熟,二者之间的 “联动装置” 远未成型。如有学者尝试通过证明公司决议具有外部效力的途径,使公司法上的决议瑕疵规则与合同评价机制得以联动。[40]然而,这种尝试仅仅处在理论摸索阶段,观点的周延性、理论的可认同性均有待检验。也有学者尝试以代理法进路打通公司法与合同评价的联动衔接通道,[41]但纠缠其间的代理行为与代表行为区分,商事代理、职务代理与民事代理的差别等难题众多,这种尝试虽有一定的比较法经验可资借鉴,但离 “成品化” 还有很大差距。

其二,公司法与合同评价机制直接适用对接的改造工程量过大。当前公司对外担保、转投资、股权转让、融资与并购等公司合同纠纷裁判几乎均采公司法与合同法 “适用分离主义” 的裁判进路。将公司法规则引入合同评价机制,几乎意味着既有法律适用路径的整体转轨,改革成本巨大。不只如此,不同类型的公司合同,其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结构并不相同,如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关涉其他股东、出让方与受让方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担保合同则关涉公司资产安全、相对方债权保护二者之间的法益平衡,不同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结构的公司合同,法律适用逻辑并不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公司法与合同评价规则直接适用对接,不仅需要提炼出一般性规则,而且要有契合各个具体公司合同类型裁判的特殊规则,工程量巨大。

其三,改造指导案例 67 号裁判规则更为可行。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如前所述,迄今为止最高法公布的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的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中没有哪一件能像指导案例 67 号这样引来如此多的批评,其基于组织法政策考量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裁判立场,公司法理论界并不认同,认为该规则 “实难有正当性”, [42]“违背了民商合一的立法精神”。[43] 这意味着对指导案例 67 号裁判规则进行改造,至少在理论界非常有“群众基础”。第二,尽管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确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对公司人合性、治理稳定性和第三人信赖利益产生影响,但这些特殊性能否为指导案例 67 号确立的基于组织法法益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裁判规则提供足够的正当性支撑,有待研判。简而言之,指导案例 67 号对合同解除一般法规定的背离是否合法有待论证。第三,在不违反合同解除一般法规定、避免造成股权转让合同规则体系不一致缺陷的前提下,通过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筹划安排,仍可实现指导案例第 67 号所追求之保护组织法法益的规范目的,有鉴于此,也就没必要冒着合法性风险借助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官造法。

(二)指导案例 67 号组织法介入合同解除规则的改进

其一,从限制合同解除到合同解除法律效果衡量。指导案例 67 号是以牺牲涉公司合同规则的体系一致性为代价换取其保护组织法法益的规范目的。从笔者于本文中的分析可知,这种做法实无必要,存在 “政策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配”。[44] 从体系一致性的角度,即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或回转效果二分的股权变动逻辑考虑,合同解除效果的 “折中说” 要比 “直接效果说” 更为妥帖。换言之,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后,将出让方的返还股权请求权,依照 “折中说” 解释为一种 “新的返还债务请求权”(股权回归变动),要比依照“直接效果说” 解释为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股权立即变动),更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规则的体系一致性要求。根据“折中说”,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股权并不会立即回转,出让方和受让方之间基于合同解除而形成新的给付权利义务关系。法院在判决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同时,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566 条之规定,结合具体的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情况及合同性质,判令受让方返还股权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等组织法层面的司法政策考量就可以安放在我国《民法典》第 566 条所称的“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的个案具体甄别之中。如在 “杭州远方慧益投资合伙企业与杭州懿成轩投资合伙企业、陈伟股权转让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现慧景科技股票已被终止挂牌交易,如判决恢复原状,将致使远方慧益与已全部转让股权且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周奇娟、郑月红、程兰珍、李方新等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综上,虽《收购协议》应予解除,但根据《收购协议》的履行情况和性质,本案不宜判决恢复原状。远方慧益如认为陈伟等人的行为损害其利益的,可以另行解决。”[45]如此一来,既可以确保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不受不必要的限制,又可以实现维护组织法法益的规范目的,还避免了涉公司合同规则的体系一致性被冲击。

其二,法院认定股权不宜回转的具体标准之再厘定。在判决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法院究竟应当以何种具体标准认定系争股权不宜回转,以避免挫伤组织法法益。在指导案例 67 号的四个裁判理由中,组织法层面的缘由集中在第一个和第四个裁判理由中,并且可以进一步梳理出四点具体理由:(1)股权的特殊性(股权一直存在于目标公司中);(2)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其他股东对受让人汤长龙的接受和信任);(3)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汤长龙受让股权后已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股权也已过户登记到其名下);(4)交易安全(记载到股东名册、已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股权,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倾注其中)。[46]四点具体理由除了第一点以外,其他三点均带有不同程度的 “法律后果主义考量” 色彩,即根据对裁判后果的预判反推裁判结论。最为关键的是,最高法采用的是混合论证的裁判说理方式,四点具体理由究竟各占多少权重、是必须同时满足还是满足其中某一或某几点即可,最高法没有任何明示,这就给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及其法律效果衡量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对此,有学者针对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主张从交付行为的特殊性、标的物价值的特殊性、解约成本的特殊性三个层面分阶段考量是否判决合同解除。[47]该种尝试尽管已意识到指导案例 67 号判决股权转让合同不予解除的组织法裁判理由不够清晰明朗,但其所提供的裁量标准本身较复杂,可操作性有待验证。

笔者认为,四点具体理由中,仅有第二点即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可以作为阻却股权回转的法定理由,其他三点均难成立。原因在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出让股权时,同样会面临这四点具体理由所指涉之事实或影响、同样会产生几乎相同的溢出效应,如第三人也会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应而对出让股东有合理信赖、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也会因股东的变动而受到影响等等。然而,我国《公司法》第 71 条仅从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立法目的出发规定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并未将出让股东对公司的贡献、其他股东对出让股东继续贡献的期待、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等纳入限制股权对外转出的法定理由。一般来说,仅在公开公司股东增减持股份时,法律才作特别之限制。同理,基于法体系一致性考虑,限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转的法定理由,亦应仅限于避免破坏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这一点。

有限责任公司系封闭公司,其股东股权的转出与回转,均系私权之变动,遵循私法自治原则,法院不宜在法定限制条件之外增加过多的社会经济效益考量。即使抛开法体系一致性不谈,仅从其他几点具体理由本身而论,其也未必成立。如就第三人基于商事登记所产生之信赖利益保护问题而言,第三人如果以受让股东为交易相对方,鉴于对方的股东身份而对其财力产生交易信任,其信赖利益完全可以通过要求股权质押的方式获得保障,法院无必要多此一举地介入干预。道理如同不动产登记部门错将张三的房产登记在李四名下,登记部门难道可以因李四的女朋友基于李四系有房一族的信任而愿意与之结婚,就拒绝张三的更正登记请求,判令李四采取其他补救方案?这显然说不通。第三人如果以目标公司为交易方,目标公司与受让股东彼此人格、财产独立,第三人基于实力雄厚的受让股东系目标公司股东而对目标公司所生之信赖不具法理上的合理性。又如,针对第三点理由,最高法的裁判态度其实在后续案件中有所转变。最高法二审的 “无锡洲汇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中宏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中,尽管上诉人(受让方)提出:“其已对万家公司投入大量资金,经营管理已超过两年,万家公司的资产状况、所有者权益、债权债务和市场经营环境等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无法恢复到股权转让之前的状态”,最高法对此仍认为,“股权转让后新股东对于公司的投入及股权价值变化的情况并非合同应否解除的判断依据,而仅关涉合同解除后返还范围及数额的认定”。[48]

其三,股权回转规则的具体化。综上可知,众多理由中仅有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可作为法院认定股权不宜回转的正当理由。根据我国《公司法》第 71 条,在股权转出问题上,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理由具体化为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基于法律体系一致性考虑,在股权回转规则上依法理似乎亦可类推适用。第一,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规则。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股权回转是否会冲击目标公司人合性,取决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的态度。如果其他股东过半数愿意接受出让方重回公司,就意味着股权回转不会伤及目标公司人合性;反之,则法院可据以认定股权不宜回转。案件审理中,可由出让方提供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回转的证明材料,法官据此裁断合同解除后是否判决回转股权。遗憾的是,指导案例 67 号虽然以维系目标公司人合性为其限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理由,但几份裁判文书均未体现法院对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态度的审查,法院对目标公司人合性的判断带有主观臆断成分,潜意识里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成员的变化势必损及公司人合性。并且,笔者在 “无讼案例库” 中按照时间顺序查找了最近的 10 份裁判结果为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裁判文书,发现法院在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均判令受让方返还股权、配合办理变更登记,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愿意接受出让方,法院均未予以查明,此种裁判方式值得反思。第二,其他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换言之,其他股东不同意出让方重回公司的同时可否对案涉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笔者认为不应享有,因为在受让方本身没有退出公司的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其他股东不同意出让方重回公司,则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状况并未发生改变,目标公司人合性也不会受到额外冲击,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缺乏事实基础。

五、结语

公司法(组织法)与合同法(契约法)的交叉地带历来是民商法学理论与实践中难啃的 “硬骨头”,公司法与合同法的适用对接问题是公司法上极为复杂的命题。公司法、合同法均对涉公司合同有所规范,但公司法在涉公司合同上的特别法地位未得到充分论证,原因在于公司法并不能证明公司、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相对于债权人等外部相对人而言具有优先性,这就导致涉公司合同审理裁判中出现了公司法、合同法之间的法源冲突、竞争现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公司担保合同纠纷、股权代持协议纠纷、对赌协议纠纷之裁判皆难在此处。最优的解决方案是找寻到二者贯通适用的最佳临界点,即公司法与合同法之间的最佳通道,在这个临界点上一揽子完成公司法、合同法对涉公司合同的双重评价。遗憾的是,由于价值冲突和法技术难度所限,最优方案远未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与合同法适用分离、各管一端,公司法仅影响法律效果变动,合同评价权统筹归属于合同法的法律适用逻辑,可以达到搁置争议的效果,满足当下法律适用的安定性需求。指导案例 67 号将公司法层面的人合性、公司经营治理稳定性等组织法政策考量因素直接纳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条件,打破了公司法与合同法各管一端的平衡状态,造成了法律体系性紊乱。将公司法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条件中剥离出来,安放在合同解除后的股权回转审查环节,可使公司法与合同法的平衡状态得以恢复;将公司法的组织法政策考量因素缩小为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可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出、回转规则上保持逻辑自洽性。

(责任编辑:陈历幸)

【注释】

作者简介:吴飞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本文系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民法总则》与公司决议制度适用对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CFX045)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钱玉林:《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的司法裁判——指导案例 67 号裁判规则质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 4 期;周江洪:《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解除及其限制——“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 评释》,载《交大法学》2017 年第 4 期。

[2] 钱玉林:《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司法克制与问题讨论》,载《法学杂志》2020 年第 6 期。

[3] 参见吴建斌:《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不能背离原案事实——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67 号的评论与展望》,载《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 10 期。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 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8 页。

[5] 同上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书,第 143 页。

[6]参见吴飞飞:《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 “有效说” 之反思》,载《法律科学》2021 年第 1 期。

[7]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 1815 号民事判决书。

[8]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 1815 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 432 号民事判决书。

[1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2532 号民事裁定书。

[11] 参见前注 [1],钱玉林文。

[12] 参见孙新宽:《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的立法目的与行使限制》,载《法学》2017 年第 4 期。

[13] 参见刘凯湘:《民法典合同解除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载《清华法学》2020 年第 3 期。

[14]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指导案例 67 号的理解与参照》,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 2 期。

[15]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指导案例 67 号的理解与参照》,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 2 期。

[16] 同前注 [3],吴建斌文。

[17] 孙海波:《疑难案件与司法推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55 页。

[18] 参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09)金民二(商)初字第 915 号、第 917 号、第 918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四终字第 132 号民事判决书。

[19] 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终字第 598 号民事判决书。

[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终 885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粤 06 民终 10397 号民事判决书。

[21]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 718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扬商终字第 00229 号民事判决书。

[22] 钱玉林教授此前也做过相关统计。参见前注 [2],钱玉林文。

[23] 朱虎:《解除权的行使和行使效果》,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5 期。

[24]比较法上另有 “间接效果说” 和“债务关系转换说”,因为与本文论题并不紧密相关,所以笔者在本文中不再介绍。

[25]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9 页。

[26]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71 页。

[27] 崔建远:《处分行为理论真的那么美妙吗?——< 民法总则 >(草案)不宜采取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的设计》,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28] 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 页。

[29] 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37 页。

[30] 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 · 合同编 · 通则 2》,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06 页。

[3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2532 号民事裁定书。

[32] 朱虎:《解除权的行使和行使效果》,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5 期。

[33] 参见前注 [26],韩世远书,第 678-679 页。

[34] 同前注 [29],朱广新书,第 604 页。

[35] 参见赵旭东:《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载《当代法学》2013 年第 5 期。

[36]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61 页。

[37] 同前注 [6],吴飞飞文。

[38] 同前注 [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书,第 138 页。

[3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

[40] 参见曾宛如:《公司内部意思形成之欠缺或瑕疵对公司外部行为效力之影响:兼论董事(长)与经理人之代表权与代理权》,载《台大法学论丛》2018 年 2 期;徐银波:《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 民法典 > 第 85 条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4 期。

[41] 参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3 期;蒋大兴:《公司组织意思表示之特殊构造——不完全代表 / 代理与公司内部决议之外部效力》,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3 期。

[42] 同前注 [2],钱玉林文。

[43] 同前注 [3],吴建斌文。

[44] 楼秋然:《股权转让合同解除规则的妥当性构建:以对指导案例 67 号的审思为核心》,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45]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05 民初 8604 号民事判决书。

[4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指导案例 67 号的理解与参照》。

[47] 参见李建伟:《分期付款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性——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的约束性规范》,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 1 期。

[4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1161 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