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姝玲 

摘要: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关于隐名出资的规定之间存在矛盾,集中体现为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何者为股东,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与第三人的关系如何处理。《九民纪要》亦未规定隐名出资人显名应当考虑显名股东意愿。股东资格取得的基础应为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意,完善股东名册的记载及修改程序,并进行登记,可以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隐名出资可以依信托制度分析,明确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合同效力不能及于公司,隐名出资人显名途径应当遵循《公司法》规定的股权对外转让程序,显名股东处分股权为有权处分,无涉股权善意取得。

 

期刊栏目:青年法学家

 

关键词:隐名出资人 显名股东 股东资格 股东名册 信托制度

 

英文摘要: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rovisions of dormant investment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III). Issues often arise as to decide who is the shareholder, the dormant shareholder or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ormant shareholder, the company and a third party. When entitling a dormant shareholder shareholder status, the Minutes of the 9th National Courts'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 Work Conference doesn' t provide that the intention of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basis of obtaining shareholder qualification should be the agreement among shareholders, and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the company. Perfecting the procedure of recording and modifying the registration of shareholders, and registration may be viewed as the formal standard to determine the qualification of shareholders, and is effective against a third par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ust,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that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is the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and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dormant investor and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does not bind the company. The way to entitle the dormant investor should follow the procedures for the external transfer of equity as stipulated in the company law. The nominal shareholder should be entitled to dispose of equity, which does not involve the acquisition of equity in good faith.

 

英文关键词:dormant investors nominal shareholders shareholder qualification shareholder register trust

隐名出资伴随经济迅速发展而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论隐名出资的原因,此种出资方式为市场主体投资融资提供了方便,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法律层面,由隐名出资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引发司法实践及商法学界持久的争执与讨论,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所涉相关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规定,这为审判实践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裁判依据,也为民商事主体的相关行为提供法律指引。《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规定了特定情形下隐名出资人显名的条件,然而,这些规定并未终结隐名出资所涉问题的探讨: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公司以及第三人的关系,显名股东处分股权是否为无权处分,隐名出资人显名程序中应否考虑显名股东意愿、其他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等问题,仍为司法实践与学界所争执。

一、隐名出资及其分类

依《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1款规定,隐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名义股东名下的出资来源于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股东(显名股东),并由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权益。我们可以将隐名出资理解为隐名出资人以他人名义实际向公司出资,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与公司登记中记载他人为股东的法律行为。其中,以他人名义向公司出资的人为隐名出资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与公司登记中记载为股东的人为显名股东。理解隐名出资需把握以下几点:第一,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存在隐名出资的合意。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于隐名出资,是基于真实意思而作出的表示,从司法实践观察,当事人之间较多采取书面形式。所以,盗用他人名义出资(实践中也称冒名出资),或者以根本不存在之人名义出资不在此列。此外,并非基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合意而出现的登记错误或股权变更登记迟延,也不属于本文所界定的隐名出资。[1]第二,隐名出资一般以货币或物权变动无需登记的动产进行出资,如果以物权变动需要登记的财产出资,隐名出资人通常将财产转移到显名股东名下,再由显名股东转移到公司名下。第三,隐名出资中强调出资来源于隐名出资人,但是在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上记载的股东均为显名股东。

有学者将隐名出资人称为隐名股东,也有学者将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界定为股权代持[2],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股权代持成为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惯常表述。“隐名出资人”是与实际出资事实相符的客观描述,隐名出资人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尚需结合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而“隐名股东”或“股权代持”的观点,似乎已经直接明确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因此,本文使用“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称谓,并对应《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中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

学界对于隐名出资依据不同标准区分为不同类别,不同分类标准之下,隐名出资样态存在交叉与重合,本文主要涉及以下两种分类:

第一,依隐名出资原因的不同,区分为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与非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是指隐名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对于投资主体或投资领域的限制性规定[3],选择以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非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是指隐名出资人不是以规避法律规定为目的,而是基于财不外露或者信赖专业投资机构或投资人,而采取隐名方式进行投资。

第二,依公司及其他股东是否知情为标准,区分为完全隐名出资与不完全隐名出资。完全隐名出资是指公司及其他股东不知道隐名出资人的存在,只有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知悉,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的控制与管理、公司利润的享有等完全依隐名出资协议安排;不完全隐名出资,是指公司及其他股东部分或全部知道隐名出资人的存在,甚至隐名出资人投资公司得到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有些甚至在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同意下,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4]

二、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现行规定之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没有作出规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隐名出资合同的效力如何?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何者为股东?隐名出资人处分登记于名下股权的效力?隐名出资人如何显名?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5]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6条涉及隐名出资),第24条、第25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有学者提出这些规定的思路可以表述为:合同归合同法调整,股权变动则依据公司法规定。[6]这些规定对于司法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尚存如下问题:

1.隐名出资合同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1款明确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隐名出资合同,“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2.“投资权益”仅指公司分配的利润,还是也包括因为投资所产生的包括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股权?实际出资人获取投资权益的依据是与名义股东之间的隐名出资合同,还是实际出资?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2款,由于实际出资人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投资权益应当归属于实际出资人。

3.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何者为股东?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采用“形式说”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隐名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需遵循特定程序。根据第25条第1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即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参照《民法典》第31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起草人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他人(即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现为《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7]《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的基本判断是名义股东为《民法典》物权编第31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人,而实际出资人则为真正的股权人,采“实质说”确定股东资格,这与第24条、第26条的“形式说”相矛盾。学界对于该条明确的股权善意取得大多持反对态度。[8]较为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共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并未明确规定股权的归属,这使得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何者为股东,显名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是有权处分抑或无权处分成为学界争执的焦点,也成为司法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9]

4.隐名出资人欲显名成为公司股东,是否应当取得显名股东的同意,其他股东是否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规定,隐名出资人显的名条件类似于《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程序,但区别仍然明显。主要表现为:其一,关于其他股东同意人数的规定存在细小差别。股权对外转让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包括“半数”本身。而隐名出资人显名则需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包括“半数”本身。其二,是否应当考虑股权转让方同意。股权对外转让必须经股权转让方同意,与股权受让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而隐名出资人显名则不必考虑显名股东的转让意愿,直接向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三,其他股东是否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根据股权对外转让程序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而在隐名出资人显名程序规定中,没有明确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其四,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是否需要支付对价。在股权对外转让程序中,股权受让人应当向转让人支付约定对价,而在隐名出资人显名程序中,隐名出资人则可能无需向显名股东支付对价,具体则依隐名出资合同约定,这可能是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原因之一。关于特殊情形下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根据《九民纪要》第28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定针对不完全隐名出资中隐名出资人显名条件,对于其他股东的同意规定有不同的要求。但这一规定同样没有明确隐名出资人显名,应当征得显名股东是否同意转让股权,没有规定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隐名出资人是否支付对价则依隐名出资合同约定。

三、股东资格的取得基础与形式标准

(一)股东资格取得的契约解读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的规定:“契约是一种合意。根据这种合意,一人或数人对其他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这代表了典型的大陆法系对契约的认识。根据公司契约理论,契约是公司的本质,公司是“契约束”或一组“默示”或“明示”的契约。[10]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股东、管理者、雇员以及债权人等围绕公司事业自愿签订了一系列的契约。投资是意思自治的行为,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者之间、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契约关系。[11]股东资格产生的基础是股东与股东之间达成设立公司的合意,公司存续需要物质基础,基于成为公司股东的合意,股东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出资与认缴出资成为股东资格取得后应当负有的义务。取得股东资格即享有股东权利,股东资格强调的是股东对于公司而具有的一种身份,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身份,它是股东享有和行使具体的股东权利的前提和依据。[12]根据《公司法》第28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股东未出资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仍然享有股东资格,但其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可能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股东的自益权会受到限制,比如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共益权不应受到限制,比如知情权。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间内缴纳,逾期仍未缴纳,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将其除名。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意贯穿公司始终,在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之间的合意为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表现为全体股东共同签署公司章程,在公司成立之后,股东之间的合意则表现为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第43条第2款,公司设立时由全体股东签名的公司章程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进行修改。“只有当每个人的意志形成共同意志,而共同意志又有机地形成团体意志时,团体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13]决议适用于因人数较多而不能或难以达成合意的场合,为节省交易成本,由股东会决议代替股东间合意。[14]公司的意思作为团体意志,来源于股东每个人的意志所形成的共同意志。公司参与方通过章程载入各方合意,由章程确定的股东和董事权力分配的格局,对股东和董事均有拘束力。[15]股东资格的取得可以基于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之间的合意,也可以基于公司成立后的公司决议。在公司存续期间,新股东加入公司情形主要包括:股权对外转让、认缴公司新增资本以及股权继承等。根据《公司法》第71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要求可以等同于股东会的一般决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需要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可能涉及原有股东以外的人认缴新增出资,取得股东资格。例外的是,通过股权继承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似乎没有考虑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意愿,但根据《公司法》第75条规定,公司章程也可以作出不同规定,公司章程是否作出另外规定,则基于股东之间的合意或者公司的决议。

(二)股东资格确定的形式标准

股东资格来源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意。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程序观察,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等基本信息的文件包括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登记,这些文件的记载应当一致,但从实践观察,这些文件的记载并不同步,如果记载不一致时,以哪一个文件为依据?即哪一个可以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

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后应当向公司履行的义务,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签发,在时间上离出资最近,但出资证明书是由股东自己保管,涉及公司与其他股东的知晓及辨别成本,不宜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公司章程在公司设立时,必须由全体股东签名、盖章,并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在公司成立后,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如需变更,需经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即需经过公司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根据《公司法》第73条,股权转让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无需经过股东会表决。公司章程体现了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意,但是,与其他记载事项不同的是,关于股东的姓名、名称及出资额记载正确与否,并不是通过股东会决议,不是由其自身的修改程序决定,而是基于股权转让的程序与结果,加之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不仅包括股东的基本信息,公司章程不适合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公司登记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登记程序进行,从时间[16]与程序观察,距离股权变动最远,加之公司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于公示公司的基本信息,体现对于第三人的保护,也不是较好的选择。而股东名册是由公司设置与保管,且独立于公司章程,仅记载股东基本信息,在设置与变更程序上有一定的独立性,更适合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节省成本,更有效率。但缺点是股东名册并不需要登记,对于第三人的保护不够周全。观察域外法,《英国公司法》第112条规定,同意成为公司成员并且其名称被记载在成员登记册的每个其他人,是公司成员。[17]明确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

股东名册,是指公司成立后,记载全体股东信息的书面文件。如果将股东名册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在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之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根据《公司法》第32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但未规定违反这一义务公司需要承担的义务,也未规定股东名册的制定修改程序,作为公司内部置备文件的股东名册,并不需要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登记。关于股东名册的记载内容,《公司法》仅就股东的基本信息、出资额以及出资证明书编号三项内容作出要求。《公司法》第32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股东名册作为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第3款又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典》第64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否则,根据第65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这是关于法人登记对抗力、公信力的一般规定。[18]股权是一项既含有财产权利内容又包括一定的身份权益的结合性权利,即所谓的成员权或社员权。股东资格或者股东权利如果希望获得强烈的公示效力,能够对抗所有人,最为广而告之的方法显然只能是借助于国家公权力的工商登记行为。[19]可以考虑未来公司立法中,规定置备股东名册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义务,并明确违反置备义务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确定股东名册的管理人以及制定与修改程序等内容,丰富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可以考虑将股东名册的记载进行登记并公示,并作为公司设立时必须提交的文件,完善后的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共同作为公司设立时股东合意的体现。目前,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股东及出资信息、股权变更信息是作为企业自行公示的内容,企业对其报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可以考虑由股东名册替换这两项信息,明确股东名册与企业年报一样,是由企业自行但必须公示的信息,同时规定公司应当在股东名册修改后及时(如修改后1天内)进行公示,当股东名册记载与公司登记公示内容、公司章程不一致时,第三人应当尽到注意义务,谨慎对待。经过登记的股东名册,除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推定效力外,也产生了对于第三人的对抗效力。既节省管理成本,也符合商法效率原则。

以股东名册作为股东资格的形式标准属于“形式说”,只不过这里的形式仅表现为股东名册。从实践角度观察,显名股东向公司出资的资本虽来源于隐名出资人,但与其他股东、与公司的合意,以及出资义务的履行均为显名股东,无论从公司设立时的合意,还是公司设立后的决议,与其他股东、与公司达成合意的,抑或是股东名册记载的公司股东均为显名股东,即使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就股权做了相应的安排,也仅仅能够约束双方当事人,效力不能及于公司与第三人。

四、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的信托法解读

(一)隐名出资与信托制度相契合

信托是以信任为基础,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加以管理的一种财产安排。[20]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与受托人承诺信义义务的意思表示对于信托目的的达成(或者信托功能的实现)缺一不可。[21]与信托相同的是,隐名出资关系也是基于信任关系产生,信托制度的理论与规定,有利于分析与平衡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公司以及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财产,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作为委托人,一般将财产转移给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显名股东将财产向公司进行投资,形成公司财产,这部分投资公司的财产独立于隐名出资人的个人财产,也独立于显名股东的个人财产。一般隐名出资人作为受益人。其次,信托的设立与隐名出资均具有隐蔽性。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法律行为。受托人在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如果需要与第三方订立合同,则受托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如果处理涉及信托财产纠纷,受托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22]从法律效果归属观察,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后,应当依据信托合同的约定确定法律效果的归属。[23]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显名股东作为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股东权利,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管理者等。隐名出资合同仅约束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显名股东若违反隐名出资人指示,则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最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隐名出资合同与信托合同更为契合。隐名出资合同除了约定由隐名出资人享有股权收益外,也可能约定比如表决权如何行使、知情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以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等等。隐名出资合同内容既包括债权属性内容,又包含了身份属性内容。隐名出资合同不属于《民法典》合同编规定的十九种典型合同,是否能够适用合同编通则规定?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第464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可见,《合同法》(现为合同编)上所称的合同不包含身份合同,规范的仅仅是债权合同。[24]隐名出资合同可以适用《民法典》总则,合同编并不能管辖隐名出资合同全部法律关系,只能管辖隐名出资合同中由于隐名出资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25]显名股东为了实现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隐名出资人可以通过隐名出资合同对受托人管理财产进行指示与限制,约定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方法以及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等事项。

(二)隐名出资人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

1.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

显名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其股权是否可以区分为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而由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分别享有。随着公司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出资不再被认为是股东资格取得的前提,特别是现行《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在认缴资本制度下,实质说逐渐被抛弃,而有学者认为内外区别说会使隐名出资人陷入既是股东又不是股东的矛盾,更多的学者支持形式说。“就隐名出资关系中的股东资格归属问题,目前通说认为股东资格仅由名义股东享有”。[26]近年来,有学者主张“股权二分论”,即股权兼具人身与财产两个层面的权利维度,股东资格与股份本身所具有的财产权是可以相分离的,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隐名出资人则享有投资权益。[27]还有学者在“股权二分论”基础上,以股权利益分离视角分析隐名出资问题,认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财产利益争议,可以通过订立合同解决,而有关人身利益争议,则一般需经由公司其他股东之意思来判定。[28]前述观点的前提是“股权二元分理论”,核心观点为股权中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可以分离,并由不同主体分享,具体到隐名出资关系中,股权中的财产利益由隐名出资人享有,股权中的人身利益则由显名股东享有,股东资格由显名股东享有。还有学者认为股东资格与股权权属是分离的,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股权权属变更仅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效力,受让人获得股权,如果股权转让符合法律与公司章程规定,受让人则基于对股权的享有,有权请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和申请股东变更登记,从而取得股东资格。[29]公司是社团法人,股权是一种社员权,在“成员身份与成员权分离之禁止”规则下,股东资格与股权本是一物之两面,二者密不可分[30],股东资格与股权不能分离并由不同主体享有。此外,股权中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的区分并不泾渭分明,分红权属于财产权利,但表决权的性质需依待表决的事项进行明确。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除了约定利润全部或部分归属于隐名出资人,也可能约定显名股东依隐名出资人指示行使表决权等。所以,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享有包括向公司请求分配利润、行使表决权等完整股权,股权不能区分为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由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分别享有。根据《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是对于股东权利的总括性规定,股东应当享有完整的股权,不能分离由不同主体享有。

隐名出资人作为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包括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受益权等,但这些权利的行使需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比如知情权,委托人有权了解包括信托财产的收益、处分等情况,但不能向公司直接行使知情权,只能向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了解的范围不能违反《公司法》规定;再比如新受托人的选任,还需遵循《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规定。能够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只能是显名股东,显名股东分取利润后,依隐名出资合同约定交付隐名出资人,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1款关于“投资权益”的归属是基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合同约定,隐名出资人不能直接向公司请求股权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11条第(一)项:“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信托无效。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关于规避法律型隐名出资,如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隐名出资合同被确认无效,不影响显名股东仍为公司股东,如果显名股东选择继续作为公司股东,则需返还隐名出资人股权价值,如果显名股东选择不继续作为股东,则需将股权转让,所得股权转让价款退还隐名出资人。根据《信托法》第25条,显名股东对于隐名出资人负有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义务。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的返还若为股权,尚需考虑显名股东以及其他股东的意愿,即应遵循股权对外转让的程序,如果返还股权不能成就,则由显名股东选择继续作为公司股东,还是将股权转让,向隐名出资人返还股权价值。

2.隐名出资人与公司

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但依《公司法》第216条:“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如果显名股东所持股权比例在公司中占有支配地位,达到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隐名出资人可能通过隐名出资协议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隐名出资人的显名途径应考虑显名股东是否同意转让股权,应当在显名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隐名出资人前提下,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建议其他股东同意的规定应当与《公司法》第71条保持一致,即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针对不完全隐名出资,对于《九民纪要》第28条涉及其他股东同意的规定值得肯定,但应当在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的前提下适用,股权转让应当考虑显名股东的意愿。如果显名股东不同意将股权转让给隐名出资人,违反双方约定,则显名股东依双方所签订的隐名出资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此外,在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后,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明确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则隐名出资人受让股权应当支付价款,这是判断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的重要因素,隐名出资合同可能约定显名股东无偿转让股权给隐名出资人,但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的效力并不及于公司及其他股东,股权转让还应遵循《公司法》规定,尊重其他股东意愿,以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如果经过股权转让程序,隐名出资人未获股权受让,则只能向显名股东请求返还转让股权所得价款。

3.隐名出资人与第三人

隐名出资人与公司债权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名义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基于名义股东的股东身份;而第2款规定名义股东可以向实际出资人追偿,则是基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隐名出资合同。

隐名出资人与股权受让人,主要体现为显名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是否为无权处分,是否适用股权善意取得的规定。有学者认为,隐名出资情形下显名股东处分股权并不是股权善意取得问题。[31]显名股东既然作为公司股东,享有完整的股权,其转让股权为有权处分,并无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规定的股权善意取得的必要,也与第24条、第26条规定的逻辑一致。如果显名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违反与隐名出资人的约定,则由显名股东向隐名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实践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隐名出资人欲显名成为公司股东,已取得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同意,变更了股东名册记载,但没有进行公司登记变更之前,显名股东处分了股权,可能涉及第三人善意取得问题。但依《公司法》对于股权转让规定,如果显名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则受让股东基于对公司登记的信赖,主观上很难构成善意,原因在于隐名出资人显名已取得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同意,并对股东名册的记载进行了变更。如果显名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半数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应当知道股东名册已变更完毕,只是尚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事实上此种转让也不能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上述情形的股权善意取得在公司实践中几乎没有适用空间。

显名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股权时,隐名出资人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显名股东作为公司的股东,显名股东的债权人基于对该事实的合理信赖,隐名出资人应当预见及承担隐名出资的风险,也有足够的控制力可以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所以,隐名出资人不能够排除显名股东的债权人强制执行股权的要求。

结语

以合意作股东资格取得的基础,以完善后的股东名册作为确定股东资格取得的形式标准。股东享有完整的股权,股权中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不能由分别归属于不同主体享有。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显名股东作为公司股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通过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隐名出资合同效力并不能及于公司。隐名出资人显名的途径,应当在显名股东与隐名出资人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前提下,适用《公司法》第71条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规定,在不完全隐名出资情形下,其他股东的同意参照《九民纪要》第28条规定。显名公司作为公司股东,处分股权为有权处分,并无适用股权善意取得规定的必要。信托法制度的理论与相关规定为隐名出资关系提供一种分析思路,但是,意定信托、拟制信托等信托制度的完善尚需进一步研究。

(全文共12,086字)



【注释】

基金项目:2016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16FXE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姝玲(1977-),女,黑龙江望奎县人,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商法。

[1]如有学者将隐名出资区分为规避类原因、非规避类原因以及非归因于隐名出资人的其他原因三类,其中,非归因于隐名出资人的其他原因包括股权变更登记迟延与登记错漏,参见齐恩平、赵香灵:《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载《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参见葛伟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兼评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李冀:《司法实践中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研究——以〈司法解释三〉出台后最高法股权代持案例为视角》,载《金融发展研究》2017年第12期;叶林:《股权代持纠纷裁判的司法立场》,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22期;荣明潇:《股权代持行为的司法认定》,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9年第2期。

[3]参见甘培忠、周淳:《隐名出资纠纷司法审裁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5期,第20-21页。

[4]此类案件参见胡晓静、崔志伟:《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对〈公司法解释(三)〉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36页及注[8]。

[5]《规范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2月16日,第3版。

[6]参见钱玉林:《民法与商法适用关系的方法论诠释——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5条为例》,载《法学》2017年第2期。

[7]同前注[5]。

[8]参见陈彦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质疑》,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张笑涛:《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余佳楠:《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与建构——基于权利外观原理的视角》,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

[9]“……潘建代郑强持有其中部分股权,系潘建与郑强之间关于股权持有的约定,潘建作为名义股东的权利亦应受法律保护。综上,一审判决在本案中参照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确认涉案股权转让的有效性,合情合法,处理得当,应予支持。……”徐泰松等诉潘建股权转让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5民终6316号。本案的处理结果值得肯定,但回避了名义股东是否为股东及是否享有处分权。

[10]参见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1]参见侯东德:《股东权的契约解释》,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41页。

[12]参见刘凯湘:《股东资格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13]参见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4]参见陈醇:《从公司合同说到组织说:法律行为视角下的公司与公司法》,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6期。

[15]参见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16]《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4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17]参见葛伟军:《英国2006年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18]参见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19]同前注[12],刘凯湘文。

[20]参见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21]参见朱垭梁:《信托的意思表示结构及其定义的民法再造》,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9期。

[22]同前注[20],周小明书,第97页。

[23]参见王利明:《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比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4]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25]同前注[6],钱玉林文。

[26]参见张双根:《论隐名出资—对〈公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的批判与发展》,载《法学家》2014年第2期。

[27]参见蔡元庆:《股权二分论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1期。

[28]参见周游:《股权利益分离机制下隐名出资问题之再阐释》,载《北方法学》2015年第1期。

[29]参见胡晓静:《股权转让中的股东资格确认——基于股权权属与股东资格的区分》,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2期。

[30]同前注[26],张双根文。

[31]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