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民法典》关于担保制度的规定,对我国《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以我国《民法典》等现行法的规定为基础,总结了近年来的司法审判实践,同时对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进行修改、整合。《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坚持问题导向、适应实践需求,努力构建担保制度解释体系,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栏目选取了三篇论文,分别探讨了《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所涉及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财产转让规则、第三人担保中担保人的抗辩权体系等问题。希望它们的发表能够对于该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就债权人与主债务人之间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由保证人在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基于立法简约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就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有第 690 条唯一一个条文。[1]就其适用,该法典第 690 条第 2 款明定:“最高额保证除适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本法第二编最高额抵押权的有关规定。”如此,在我国《民法典》合同编 “保证合同” 章与物权编 “最高额抵押权” 节之间,最高额保证呈现出不同于普通保证和最高额抵押的特质,增加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就此采取了不同的司法态度。[2]笔者不揣浅薄,拟于本文中就《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起草中的争议问题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大家。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效力上的从属性

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1 款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款结合裁判实践的发展,[3]将我国《担保法》第 5 条第 1 款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修改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置重于担保制度保全债权实现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最高额保证既然属于保证之一种,从属性亦为其当然属性。只不过,最高额保证所从属者并非某一确定的主债务,而是“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如此,最高额保证在效力上的从属性也有其特殊性。

(一)最高额保证是否属于 “法律另有规定” 的情形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管保证合同表现为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还是表现为主合同中的保证条款,也不管导致主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债权人的过错,还是主债务人的过错,只要主合同被确认无效,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将不会发生,保证合同也随之无效,保证合同所确定的保证债权债务关系也将不受法律保护。这一政策选择受到了我国目前特定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在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大背景之下,担保的独立性安排自应受到限制。相比于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般当事人并不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交易中难以判断和控制风险。实践中,主合同无效的原因往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如完全允许当事人依特约排除保证合同在效力上的从属性,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保证合同仍然有效,则可能存在当事人通过独立性安排使某些违法交易的利益固定化的风险。[4]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重申了这一立法态度,并明确了排除担保从属性约定被认定无效之后的法律后果。其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或者约定担保人对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担保责任,该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主合同有效的,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2 条第 1 款均对保证合同在效力上的从属性作了例外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 “法律” 应采广义,其包括四个位阶:“第一位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第二位阶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第三位阶是地方法规;第四位阶是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可以进行保函业务,这就是广义的法律规定,自然包括独立保函。”[5]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亦应包含在内。[6]这些观点所欲解决的均为金融机构所开立的独立保函的有效性问题。但即便如此,也仅仅只解决了效力从属性上的例外问题,而独立保函中还涉及保证人(开立人)放弃主债务人的抗辩等等要素。因此,独立保函在我国《民法典》上尚无“立足之地”, 将其界定为一种实定法之外的非典型担保形式,应为妥适的解释选择。[7]

遍查我国现行规范性文件,除了独立保函之外,尚无其他排除保证合同在效力上的从属性的例外规定。在解释上,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虽有其特殊性,但如其所担保的综合授信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随之无效;最高额保证所担保所有主合同均被认定为无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亦应认定为无效。[8]

我国《民法典》对担保合同效力上的从属性的例外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该法典第 421 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则明显不同于一般抵押权。《民法典》第 407 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最高额抵押权与连续发生的具体债权之间并无一一对应关系,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并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对此,我国《民法典》第 388 条中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包括我国《民法典》关于最高额抵(质)押合同相对独立性的规定。[9]如此看来,最高额抵(质)押合同在效力从属性上的例外是经由《民法典》第 421 条的解释而得出的。

这一解释结论是否适用于最高额保证呢?既有的文献大多对此没有明确说明。[10]最高额保证和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最高额保证相对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11]我国《民法典》第 690 条第 2 款明定最高额保证参照适用物权编最高额抵押权的有关规定,我国《民法典》第 421 条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相对独立性的规定对于最高额保证自有准用余地。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确定之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保证债权不得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基于同样的法理,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如此,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2 条第 1 款所称的 “法律另有规定” 也就包括我国《民法典》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对独立性的规定。[12]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2 条第 1 款均只规定了主合同无效时保证合同的效力。我国《民法典》第 157 条在原我国《合同法》第 58 条的基础上统一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和确定不发生效力时的法律后果。因此,在解释上,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2 条第 1 款也类推适用于主合同被撤销、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情形,即主合同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保证合同也归于无效。[13]

(二)最高额保证是否担保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之后的赔偿责任

就主合同被认定无效之后的法律后果,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2 款规定:“保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保证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17 条第 2 款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这一规则是否适用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存在疑问。

裁判实践中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最高额保证并不以部分主合同债权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其责任范围亦非单纯以原本债权为限,保证人对主债权并非承担即时保证责任,而是待主债权确定后,仅以最高债权额为限就债权确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14] 因此,在最高额保证中,即使某一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基于该主合同无效而确定的债务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15]

笔者认为,既然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我国《民法典》第 682 条第 2 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17 条第 2 款关于主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时的相关规则即无适用余地。然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并非不发生任何法律后果。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57 条的规定,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部分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只是不能基于当事人的意志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存在过错的主债务人,仍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在最高额保证确定之时,可将该主合同被认定无效之后主债务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并计入,并在最高债权限额内由最高额保证所担保。

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

我国《民法典》第 690 条第 1 款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协商订立最高额保证的合同,约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保证。”这里的 “一定期间” 是指受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的发生期间,又称债权确定期间、决算期,该期间届满之日又称决算日、确定日。所谓“连续发生的债权”,是指一定期间内陆续不断或者随时增减变动的债权。参照我国《民法典》第 420 条的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16]

(一)最高债权额是债权累计发生额还是债权余额爬数据可耻

最高额保证人是按债权的累计发生额承担保证责任还是按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最高额保证确定之前所发生的债权如已获清偿,则该债权消灭,自不再计入主债务的范围,保证人就此也无须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最高额保证中,当事人约定的 “最高债权额” 是指最高额保证确定之时通过决算所确定的债权人实际享有的债权余额的最高限额,而非指债权累计发生额,即 “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务为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务,不是多笔债务的简单累加,而是债务整体”。[17] 当债权余额未超过最高限额时,保证人按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当债权余额已超过最高限额时,保证人按最高限额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保证人是对整个债权余额进行担保,而不分债务履行的先后顺序,因此,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确定之前、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18]“若将最高限额理解为在规定期间内累计发生的债权额,则等于让债务人不能在规定期间内清偿债务,在规定期间内不论债务人是否清偿债务,债权人只能与债务人发生最高限额内的债权债务。”[19]

《担保法解释》第 23 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并未重复这一规定,但其精神在《民法典》施行之后仍应继续适用。[20]“对于《担保法解释》规定的很多制度,尽管从法理上说仍然具有正确性,但考虑到目前已经基本没有异议,秉持问题导向,所以未简单地予以沿袭。”[21] 如此看来,《担保法解释》第 23 条所体现的解释论仍值坚守。[22]

(二)最高额保证确定之时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债权是否计入被担保债权范围

在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确定之前已经发生但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债权是否计入被担保债权范围之中,在裁判实践中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某一债务虽在债权确定之前发生,但在债权确定之时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即不计入债权余额,因此,保证人对此不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23] 另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余额” 是指债权确定之前已发生的债权和已获清偿的债权之间的差额,并非指债权确定之时已到期的债权余额。[24] 换言之,只要某一债权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确定之前,即使其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超过债权确定之日,尚未清偿的债权仍属于最高额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权。[25] 最高额保证的标的是债权确定之时的债权余额,最高额保证人以约定的最高额为限,承担对整个债权余额的保证责任,而不论债权发生或履行期限届满的先后。[26] 即使债务得到部分清偿也不必然导致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相应减少。[27]

这一争议的解决端赖于如何理解最高额保证确定制度的法律意义。最高额保证的确定,即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的确定,是指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基于法律规定事由的发生,而变为具体、特定的债权。此时,最高额保证转化为普通保证,如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通常是将来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在确定之前,增减变动不息,具有流动性。但是,债权人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生保证债权仍为具有从属性的权利,无法完全脱离债权而存在。在实现保证债权之时,应依经决算的被担保债权而确定。因此,被担保的债权必须在债权确定之日予以确定。债权确定之日届至,将使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的流动性终止,在债权确定之日存在的债权余额在最高额限度内才为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可见,最高额保证的确定,使其担保的债权由不特定到特定,由流动到静止,从而使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得以确定。

然而,最高额保证的确定制度仅解决某一债权是否纳入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至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中的某一债权的履行期限是否届满,则非所问。最高额保证的确定也不能使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中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某一债权提前到期。由此,只要在预定最高债权限额之内,债权确定期间内所发生的债权,即使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亦应计入被担保债权的 “债权余额”。

(三)最高债权额限度是本金最高限额还是债权总额最高限额

学说上和裁判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 “最高债权额限度” 有本金最高限额与债权总额最高限额之分。

1. 本金最高限额说

依本金最高限额说,“不特定债权确定”仅指原本债权(本金),而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无法事先确定,因此,这些从债权虽在保证范围之内,但不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保证人对本金(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28]即使当事人对 “最高债权额限度是本金最高限额还是债权总额最高限额” 未作约定时,也应认为,最高债权额是指尚未清偿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余额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担保范围内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均属最高额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且该保证责任不受主合同其他担保的影响,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29]

当事人约定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本金最高限额,应按本金最高限额说处理,限额范围不包含利息、罚息、复息等,但对应本金产生的利息、罚息、复息等也属于担保范围。[30] 即当事人对本金最高限额作特别约定时,“不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保证人对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1] 最高债权余额亦仅指本金最高限额。[32]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债权额限度是本金最高限额,并不意味着保证人只对该本金承担保证责任,相反,本金对应的从债权也在保证责任范围内。但也有裁判认为,当事人约定最高债权额限度为本金最高限额时,保证责任范围虽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但超出最高限额的部分也不属于保证责任范围。[33]

2. 债权总额最高限额说

债权总额最高限额说认为,最高债权限额不仅指原本债权,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包括原本债权与从债权在内。换言之,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均属于 “债权余额” 的范畴。[34]“最高债权限额与担保债权范围并不是同一概念,当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时,应以此最高债权限额为限。”[35]保证范围包括原本债权以及从属于原本债权的一切费用,主要有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36]最高额担保的目的在于对一定期间内的连续和不确定发生的交易提供概括性担保,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而,当事人约定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也属于最高额担保的债权余额范围,只是总额不能超出约定的最高限额。[37]作此限制,是因为 “决算期内发生的债权不但包括主债权,也包括主债权产生的利息等不确定费用,仅就本金余额设定最高限额,可能导致担保债权在总和上突破最高限额,从而成为事实上无最高限额,有悖于当事人订立最高额担保合同的初衷和最高额担保的立法本意”。[38] 当事人未明确约定最高限额为债权本金时,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限额,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预期不符。[39]

尽管债权确定期间内的债权余额即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在所有债务相加已超过最高债权限额的情形之下,保证人也仅在合同约定的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40] 债权人获得的清偿超出最高限额的,即无合同依据,属于不当利益。[41] 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本金最高限额的约定,使保证人的担保范围处于不确定状态,导致被担保债权的总和突破最高限额,从而事实上成为无最高额限额,不符合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本质要求。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应排除当事人对于本金最高限额的约定,且只能是包括全部债权余额在内的债权总额最高限额。[42]

3.《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的司法态度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15 条专门规定,最高额担保中的最高额是指包括原本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但是并不排斥当事人另外作出约定。也就是说,“最高债权额限度”原则上是 “债权总额最高限额”,但当事人可以约定是“本金最高限额”。鉴于保证与抵押、质押的不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案:对于最高额保证而言,依当事人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认定“最高债权额限度” 的含义,未作约定的,为 “债权总额最高限额”;对于最高额抵押和最高额质押而言,因为涉及登记公示,当事人之间就“最高债权额限度” 的约定仅具相对效力,以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

本金最高限额说与债权总额最高限额说之争的实质意义在于,约定的最高限额小于经确定的债权之时保证责任的范围。如最高限额高于债权余额且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时,两说之间的结论相同;如最高限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时,依债权总额最高限额说,超出限额的债权不属于担保责任范围,而依本金最高限额说,只要债权本金余额小于最高限额,本金对应的从债权也属于担保责任范围。“本金最高额保证虽以本金纳入最高债权额限度,但利息、违约金等可以在最高债权额限度之外再加入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债权最高额保证以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一并纳入最高债权额限度,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以该最高债权额限度为限。”[43]

本金最高限额说与债权总额最高限额说之间,应采用当事人约定优先的原则。如当事人明确约定最高债权限额仅指本金最高限额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从债权不计入最高债权限额之中,但如这些从债权并未依约定排除于保证责任范围之外,则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当事人仅约定最高债权限额与保证范围,而未明确约定最高债权限额为本金最高限额时,则为债权总额最高限额。[44] 此时,原本债权与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均计入最高债权限额中。相比较而言,前一情形中保证人的责任范围更大。

学说上有观点认为,本金最高限额说对于保证人至为不利:一则保证人最终承担保证责任的实际数额未得到有效控制,保证人借由 “最高债权限额” 控制风险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实现;二则如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或者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可能导致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无限扩大。[45]笔者以为,在当事人之间约定本金最高限额的情形之下,尚未纳入最高债权限额的仅为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从债权。这些从债权的大致数额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时即可得确定,并由保证人可得预见。此时,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并不会导致保证人的重大不利。

三、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

我国《民法典》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奉行保证期间的强制适用主义,即所有保证债务均有保证期间之适用,[46] 保证人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生债务并未脱离保证债务的基本属性,最高额保证债务亦应适用保证期间制度。不过,由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具有特殊性,保证期间的计算自然也就不能简单适用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一般规则。

(一)《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的适用分歧及其质疑

关于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我国《担保法》第 27 条规定:“保证人依照本法第十四条规定就连续发生的债权作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债权人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这里的 “保证期间” 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确定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实际上指的是主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期间或者债权确定期间。如此,我国担保法》就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并未作出专门规定。

《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1 款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如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有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的,保证期间为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该款是结合我国《担保法》第 25 条第 1 款和第 26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确时的推定规则。与前者不同的是,该款将 6 个月的法定保证期间的起算点规定为 “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而不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所谓“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是指保证人清偿保证债务的期间,一般在最高额保证确定之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为多笔,各个债权均有其不同的发生时间和履行期限,最高额保证的保证人何时承担保证责任也就不能以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为标准,而应由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决定。[47] 有论者对此有举例说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对 1999 年 3 月 1 日起至 1999 年 10 月 1 日止这一期间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 1 个月内清偿在最高限额内的债务。该合同约定的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的 1 个月即为债务清偿期,保证期间自 1999 年 11 月 1 日起计算 6 个月。”[48]

《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没有约定债务清偿期限的,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或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起六个月。”该款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 “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 之时的两项推定规则:一项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 “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一项是“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其中后者的适用以没有前者的约定为前提。这里的“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 实际上就是最高额保证的确定日,或者最高额保证的确定期限届满之日。实践中存在争议的是,如何理解《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2 款的适用条件。一种观点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且没有约定债务清偿期限的,保证期间为 “自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或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起六个月”。[49]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主合同亦没有约定债务履行期限的情况下,《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2 款方得适用。同时,若存在当事人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情形,则应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32 条第 2 款的规定。[50]此外,对于履行期限超过债权确定之日的主债权,有观点认为,不能机械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的规定,应参照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32 条第 1 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而若当事人没有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的,则应参照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33 条的规定,即“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51]

《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如上规定将保证期间的起算点确定为保证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最高额保证确定之日,尚有疑问。

在解释上,保证期间的起算点自可由当事人约定,只要不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为有效。《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1 款体现了保证期间的起算点可由当事人约定的基本思想,将其确立为 “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实为保证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但是,无论是我国《民法典》,还是我国《担保法》,均不存在一个所谓的 “保证债务履行期限”。

“保证责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责任”,而是保证人依保证合同所应履行的保证债务。我国《民法典》上同时使用“保证债务” 和“保证责任”,将两者作为同义语。在我国实定法上,保证债务有 “保证期间” 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限制,并没有 “保证债务履行期限” 的约束。在解释上,“保证期间”是 “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而不是“保证债务履行期限”。基于从属性,保证债权债务关系虽在保证合同生效时即已发生,但在债权人可得请求主债务人履行主债务前,尚无权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如此,“保证期间” 的计算总是系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并不存在单独的“保证债务履行期限”。

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主债务是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并不限于某一特定债务,每个债务均有其履行期限。在保证债务从属性之下,保证期间自不得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起算。在保证期间自所谓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情形之下,如某一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主债务人尚有期限利益,保证人自可主张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之抗辩。此时强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剥夺保证人本可主张的主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理据并不充分。前述示例中,如 1999 年 9 月 1 日发生了一笔尚在最高额限度的期限为两年的债务,如自 1999 年 11 月 1 日起保证人即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则此时该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主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履行请求自可主张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之抗辩;二则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最高额保证合同所产生的保证债务亦不例外,在该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之时,保证人自可主张其基于从属性所生的抗辩。

《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2 款就保证期间的起算点未作约定之时,推定为 “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 或“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实为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时。但在债权确定之时,主债务人是否有履行主债务的义务,尚须结合每个债务履行期限是否届满而判断,并不能简单地得出债权确定之时即为主债务人应履行主债务之时的结论。对于债权确定之时尚未届期的主债务,主债务人仍然享有期限利益,自可对债权人的提前清偿请求提出抗辩。此际,如自债权确定之日起即计算保证期间,就意味着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就已经开始计算保证期间,剥夺了保证人本可主张的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甚至可能出现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但保证期间已经经过的情形,显非允当。[52]

综上所述,《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2 款的规定值得商榷,《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应重新审视最高额保证中的保证期间制度。

(二)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起算

在我国《民法典》之下,典型的最高额保证交易应具备三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期间。

第一,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即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的发生期间。债权确定期间可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基于当事人的确定请求或特定事由的发生而确定。该期间届满的法律意义在于使不特定的债权归于具体特定,保证人仅对在该期间内发生的、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53] 在该期间届满之前,虽然债权人可就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的债务向主债务人请求履行,但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尚未特定化,债权人并无权利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54]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其担保的最高额债权的确定为前提。由此而决定,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起算,不得早于债权确定之日。裁判中即有观点认为,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前述约定明显与最高额保证的债权决算期与保证责任期间在时序逻辑上不可重合、决算期届至保证责任期间才开始计算的法律属性相悖,应为无效。”[55]

我国《民法典》第 692 条第 2 款中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 如以债权确定之日开始计算保证期间,将导致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对被担保债权中履行期限晚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的部分债务丧失期限利益。如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而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开始起算,显然会使特定情况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落空,对债权人不公平,也不符合立法原意。[56] 所谓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的确定,是指因约定或法定债权确定期限届满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的发生,而使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得以特定化。债权确定期间的目的在于确定最高额保证中被担保债权的范围,但债权确定期间届满只是使债权额得以确定,并不意味着债权就应当清偿,也不意味着保证人必须立即承担保证责任。[57] 就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各个债权而言,如履行期限晚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债权人在各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时才可向主债务人主张债权,此时,保证人才可能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主债务履行期限。即主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的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发生的各债务的履行期限。有观点认为:“原则上,当最高额保证之债权确定后,就转化为普通保证,保证期间应从每一笔债权的履行期届满开始计算。”[58] 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是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通常情形之下,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应属多数,因此,主债务履行期限也针对于被担保债权中的每个具体债权,一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主债务履行期限。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的届满,并不表明债权人对于主债务人的各个分别债权的履行期间均已届满,其所影响的仅为保证人保证债务数额的确定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可能。由此而决定,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起算,并不一一对应于各个主债务履行期限。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692 条第 2 款的规定,普通保证中,法定保证期间从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但是,在最高额保证中,保证债务是将来一定期间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债务,主债务履行期限在最高额保证设立之时一般并不确定,而由债权人与主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依具体的交易合同予以确定。若以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起算的基准日,对保证人来说显然不公。其一,难于防止债权人与主债务人过度延长或缩短主债务履行期限而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损害保证人的利益。其二,有违最高额保证的宗旨,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由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债权分几次发生及何时发生、何时届满由债权人和主债务人分别商定,因而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并不一致。如以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保证期间的始期,则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的始期和终期也将不统一,这势必造成债权人须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对保证人(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形)或对主债务人(一般保证的情形)行使权利,否则相应的保证债务消灭。如此,最高额保证即与普通保证无异,所谓最高额保证就沦为保证人对各主债务所分别承担的保证责任之和,不利于发挥最高额保证制度的价值。

第三,保证期间。即债权人与保证人约定的、保证人对在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前发生的债权在最高额限度内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最高额保证和普通保证一样,均应适用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仅表明在保证合同成立之时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务尚不特定,在相应的确定事由发生之时,即转化为普通保证,亦应适用保证期间制度。在该期间内,债权人如不向保证人或主债务人依法定方式主张权利,保证债务消灭。

基于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30 条区分对保证期间是否有约定,以及债务履行期限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先后,采取了不同的保证期间起算模式。

第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此处的 “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 是指保证期间针对各主债务分别计算,还是针对确定后的主债权一起计算;而 “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 指的是在不同计算方式之下开始计算保证期间的时间点。如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 “保证责任期间为两年,自每一笔借款到期借款人不履行还款责任之日起计算”;[59]“债权文件项下发生的每一笔未偿付之款项的保证期间应单独计算,并且就该等未偿付之款项而言,其保证期间应于该等未偿付之款项到期应付之日起两年”。[60] 有法院此前曾经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是‘上述期间的每一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借款人不履行债务之日起计算’,从该约定看,对每一笔债务的保证期间是不同的,因主合同而异。这种约定与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特征不符,因而 [当事人之间] 的这种约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额保证期间。”[61]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实施之后,这一司法态度应予适当调整。

然而,这并不是说当事人的约定均为有效,我国《民法典》第 692 条第 2 款在最高额保证的情形下仍有适用价值。保证期间由始期和终期构成,对于履行期限已届满的被担保债权而言,其一,约定的保证期间的始期早于债权确定之日,但其终期晚于债权确定之日,且约定的期限为 “期日” 的,该约定的始期无效,但终期有效;其二,约定的保证期间的始期早于债权确定之日,但其终期晚于债权确定之日,且约定的期限为 “期间” 的,该约定的 “期间” 有效,但其约定的始期无效,应从债权确定之日计算保证期间;其三,约定的保证期间的始期晚于债权确定之日,应为有效。[62]如当事人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因赊销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在 3000 万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并约定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债务人赊销之日起两年止”。此约定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对于被担保债权中在债权确定之日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的债权而言,该保证期间的始期约定(“债权人对债务人赊销之日”)无效,应自债权确定之日起计算两年;对于被担保债权中在债权确定之日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债权而言,该保证期间的约定有效,各个别债权的保证期间依此分别计算。

第二,“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均已届满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之日起开始计算”,以此体现最高额保证不同于一般保证的特点。“对截止终止日主债务履行期已届满的那些债权的保证期间可以统一计算。”[63] 在债权确定之前,被担保的债权不断经由清偿而发生变化,债权人尚不能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只有经过决算,保证人所担保的债权得以确定,保证人才有承担保证责任的可能。“发生于决算日之前的主债务,其履行期既可以短于或等于决算日,又可能超过决算日,对于前者,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从决算日起算保证期间当无疑义;但对于后者,若保证期间从决算日开始计算,则会出现先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计算保证责任期间的情形,明显违背了保证的一般规则和基本原理。”[64]

学说上有观点认为,债权人仅在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已经确定且所有债权的履行期限均已届满之时,才有权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65]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最高额保证的确定使得最高额保证转化为普通保证,但并不产生使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丧失期限利益的法律后果。由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是一定期间内不断发生的债权,虽然经由决算纳入被担保债权的范围,但在转化为普通保证之后,应根据确定时履行期限是否届满,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案。对于债权确定时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的债权,保证人按照决算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此时,保证人虽与各别债权之间并不发生一一对应关系,但债权人自可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保证期间即应自债权确定之日(确定日)开始计算。对于最高额保证确定时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债权,在确定之后保证人即与各债权发生一一对应关系,保证人应就纳入被担保债权范围的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因被担保债权范围的各个别债权各有其不同的履行期限,在相应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债权人无权请求主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就无权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三,“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这一规则既尊重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期限利益,又体现最高额保证不同于一般保证的特点。最高额保证是保证人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范围内,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如其中部分债权在债权确定之前发生,亦未超过最高债权额限度,即属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在各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保证人自可拒绝债权人的履行请求,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债权人须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形)或主债务人(一般保证的情形)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否则,相应的保证债务消灭。

就履行期限在最高额保证确定之后届满的债务,以前的多数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应分别从每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起算有其特殊性,不仅要参考保证责任期间起算的一般原理,还要结合最高额保证的决算期,对于决算日前债务履行期已经届满的债务,统一从决算日起计算保证期间。而对于决算日之后债务履行期才届满的债务,则应从每一笔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保证期间。”[66] 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超出债权确定之日的情况下,应参照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32 条的规定。此时,如没有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则应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33 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6 个月。[67]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30 条后句所确立的规则,参照了分期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的计算规则。对于分期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的起算,我国《民法典》并未作出规定,但是关于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我国《民法典》第 189 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通说认为,“当事人约定保证人对整个债务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应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理由在于:因保证人系对同一笔债务提供的担保,故主债权人可基于该债务的整体性而待最后履行期限届满后向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主张权利,故保证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68] 但正如前述,最高额保证所担保债权的确定的法律后果是使最高额保证转化为普通保证,对于债权确定之时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债权,在确定之后保证人即与各别债权发生一一对应关系,此时,保证期间分别计算更符合最高额保证制度的本意。对于履行期限在最高额保证确定之后届满的数个债务而言,债权人自可在各该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向主债务人主张债权,但此时不得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而直到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债权人才能一起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30 条后句的政策选择的正当性仅在于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便于集中处理保证纠纷,避免债权人分次主张保证债权之时尚须个别计算是否纳入债权余额的讼累。

至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30 条中债权确定之日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 690 条第 2 款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除适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物权编最高额抵押权的有关规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30 条第 3 款规定:“前款所称债权确定之日,依照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如此,我国《民法典》第 423 条(位于物权编最高额抵押权一节)关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事由的规定,对于最高额保证而言,自有准用余地。债权人与保证人自可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债权确定期间”,如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债权人或者保证人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满 2 年后可以请求确定债权。这一准用规则改变了我国《担保法》第 27 条的相关交易规则,债权人不能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确定债权,而仅得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满 2 年后请求确定债权。在我国《民法典》第 423 条所定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事由之中,尚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 两种情形可以准用于最高额保证。[69]在发生这些确定事由的情形之下,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得以确定,履行期限在此之前届满的债务,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确定之时开始计算。

(三)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长短的确定

最高额保证与普通保证在保证期间的长短问题上并无实质区别,即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长短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的长短,适用法定的保证期间。《担保法解释》第 37 条第 1 款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点。《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30 条对此并未作出规定,但并未改变《担保法解释》的司法态度,所改变的只是法定保证期间的起算点。据此,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的确定,直接适用我国《民法典》第 692 条的规定。

第一,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了保证期间的长短,该约定又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依照该约定确定保证期间。当事人约定的短期保证不能使债权人依法行使权利造成困难,否则约定无效。[70] 约定保证期间的始期不得早于债权确定之日,但可以晚于债权确定之日。当事人约定长期保证或约定保证期间的始期或终期过晚,导致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经过之时保证期间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的相关约定仍为有效,只不过保证人可以主张主债务诉讼时效经过抗辩权。

第二,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长短或者约定不明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即 6 个月。当事人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或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没有意义等无法确定保证期间的各种情形,也适用法定保证期间。只不过,法定保证期间的起算点因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与债权确定之日之先后而存在差异。如当事人之间就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已届满的,保证期间为债权确定之日起 6 个月;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为自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 个月。

四、结论

最高额保证在本质上仍为保证,同样具有独立性、从属性、补充性等特征。与普通保证不同的是,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主债务是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务,而非特定债务。根据债法的基本原理,债务人承担债务的前提是债务的内容具有特定性。[71] 如此,债权人实现其保证债权,尚须经由决算将不特定债务确定为特定债务。由此而决定,最高额保证具有不同于普通保证的特质,我国《民法典》有关普通保证的相关规则在适用于最高额保证之时应作相应变通。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债权确定期间内发生的具体债权之间并无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产生某一具体债权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债权确定期间内发生的某一具体债权已因清偿而消灭的,不计入最高债权额之内,因此,最高债权额是指最高额保证确定之前已发生的债权和已获清偿的债权之间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确定时已到期的债权余额。至于最高债权额限度究竟是本金最高限额还是债权总额最高限额,应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未作约定的,推定为债权总额最高限额。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确定后,债权人才有权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但仍然要受到纳入被担保范围的具体债权的履行期限是否届满的限制,因此,在当事人未作约定的情形之下,保证期间的计算也就分成了两段,就债权确定之时已经到期的债权,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之日开始计算;就债权确定之时尚未到期的债权,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

(责任编辑:徐澜波)

【注释】

作者简介: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规划项目 “《民法典》担保制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A01)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31 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法释〔2020〕16 号废止)已废止《担保法解释》。

[3]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独立担保的实质是否定担保合同从属性,不再适用担保法律中为担保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诸如未经担保人同意而变更担保合同场合下担保人的免责,担保人因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被撤销、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限完成而产生的抗辩权,以及一般保证人独有的先诉抗辩权等,因此独立担保是一种担保责任非常严厉的担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07 年 · 第 1 辑:总第 11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7 页。“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适用该制度可能产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尤其是为了避免严重影响或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不能在国内市场交易中运用。” 参见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华顺支行、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新振升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 117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中铁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长芦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 6281 号民事裁定书。

[4]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精装珍藏版)· 合同编》(上),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93 页。

[5] 刘贵祥:《民法典关于担保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法律适用》2021 年第 1 期。

[6] 参见前注 [4],黄薇主编书,第 694 页。

[7] 参见前注 [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 1287-1288 页。对此,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 条第 3 款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民法典关于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8] 参见 “杭州宝盈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里支行保证合同纠纷再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申 407 号民事裁定书。

[9] 参见前注 [4],黄薇主编书,第 567 页。

[10] 参见前注 [4],黄薇主编书,第 693-696 页;前注 [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 1285-1296 页;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 · 合同编 · 典型合同与准合同(2)》,夏昊晗执笔,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18 页。

[11] 参见刘保玉主编:《担保纠纷裁判依据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7 页。

[12] 参见王轶、高圣平、石佳友等:《中国民法典释评 · 合同编 · 典型合同(上卷)》,高圣平执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13 页。

[13]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75 页;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37 页。

[14] 参见 “宁波市鄞州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宁波市鄞州宁航物资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

[15] 参见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 36 号民事判决书。

[16] 参见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栾川养子沟旅游休闲度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 2934 号民事裁定书。

[1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与山西澳迩药业有限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 493 号民事判决书。

[1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昌图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 3256 号民事裁定书。类似观点参见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市鲤城支行诉泉州市东升福利制衣厂、泉州鲤城佳音微波通讯器件厂借款、保证合同纠纷再审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泉民再终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

[19] 郭明瑞:《担保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8 页。

[20] 参见前注 [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 1335-1336 页。

[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 答记者问》,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6 页。

[70] 参见邹海林:《论保证责任期间——我国司法实务和立法的不同立场》,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4 卷),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7 页;前注 [62],高圣平文。

[71] 参见前注 [4],黄薇主编书,第 713 页。